中国的博物馆学研究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通过对中国博物馆学史材料的初步检视,认识到这门学科是从一种外来的知识介绍传播起步的,而不是对本土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而上升成为的一门科学。随着博物馆知识的积累,各种打上时代特色的关于博物馆的思考出现了,这种思考逐渐变成一种理论探讨、一种学术研究,作为学问的特色逐步形成,在这种探索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追寻其学科特点,建立有学科特色的体系与规范。我们从学史的初步研究中看到了这种努力与发展趋势,但就严格的科学定义而言,博物馆学家如果要把博物馆学发展成具有历史学、考古学一样的水准的学科,要走的路还很长。
我国图书馆学界有一种观点: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只有图书馆思想而没有图书馆学思想,由于学科的相近性和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颇为相似,这样的看法也可以引进到博物馆学的研究中。
那么,作为学术史课题的《中国博物馆学史研究》从何时开始自己的研究呢?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确定一种标尺。博物馆学是从学科角度来认识与把握博物馆现象的理论,当中国人注意到西方近代博物馆这一事物并将其推介到中国,并对这一事物进行思考时,这种思考实际上就是博物馆学研究应有的命题。因此,出现这种“博物馆思想”或“博物馆知识”的时期,就应该是我们博物馆学史研究确定的中国博物馆学史研究的起始时期。以此为标尺,中国的博物馆学研究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检视这个百年历程的轨迹,我们所看到的博物馆学研究是曲折的、庞杂的,同时也是坚实地朝前迈进的。
一、 博物馆学研究在中国萌芽的时间尺度
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近代的世界,纷纷走出国门,接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文化,博物馆即是他们所见到的重要新鲜事物之一。经对资料进行检索,19世纪40年代前后到20世纪初,中国的商人、官员、学者等共计有数十人在自己的游记、随笔或著作中提到了西方的“博物院”或“博物馆”这种机构,所记博物馆的名称就有100多个,而1905年以前近代报刊对国外博物馆、博览会的报道宣传,仅在20多种报刊中就登载有文章300多篇。当时所说的“博物院”、“博览会”还没能严格区分开来,以至今日仍有人认为博物馆就是博览会一类性质的机构。
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博物馆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外国人在上海建立的,这些博物馆的出现,使普通民众开始接触博物馆,促进了博物馆知识的传播。
“博物馆”的中文译名最早出现在1839年3月到1840年11月间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四洲志》一书中。我们认为,尽管这只是一个名词的译介,甚至是一种个案,很少为外界所知,对当时人的影响也很有限,但这正是博物馆学研究在中国萌芽的一个关键时间刻度。如果此说成立,则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历史有160多年,比外国人在中国建立博物馆早20多年,比中国人自己创办近代博物馆早半个多世纪。
这一时间刻度的发现,是课题组的重要成果之一,比以前所了解的“博物馆”一词出现的时间提早了20年,也对“博物馆”中译是由日文转译的说法提出了疑义。
二、 早期博物馆知识推介中蕴涵的博物馆学研究命题
“博物馆”一词在中国出现并开始流传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初接触西方式博物馆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博物馆基本上以客观描述为主,也就是说他们是想向国人介绍一种新鲜见闻与知识,但他们也从各自观察的角度发现了博物馆的一些本质特征。如:
1.“博物馆” 是博采穷搜综括万汇的场所,这是对博物馆收藏功能认识;
2.“博物馆”有“广识见”、“益智巧”、“佐读书之不逮” 、“广见闻,增智慧”、“知古通今”、“有益于民生”的机构,这是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认识;
3. 博物馆是“任人游观之地”,这是对博物馆旅游功能的认识。
上述命题,前两项直到今天仍是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课题中的支柱性命题,后一项也成为近20多年来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者关注的课题。
在上述命题出现的同时,也有学人开始深入博物馆内部,从博物馆本身的运作规律来认识博物馆,郭嵩焘、康有为、陈宝泉等是其代表。郭嵩焘在参观英法众多博物馆之后,不但看到了博物馆的社会作用,同时亦对博物馆的陈列、研究、鉴定产生了一些感性认识,接触到了近代博物馆学的理论问题。而康有为和陈宝泉则有自己的博物馆学思想。康有为的博物馆学观点主要记载在《意大利游记》一书和《保存中国名迹古器说》一文中,其最大特色是将自己观察到的西方博物馆乃至文物的保护情况与中国的实际相联系,通过各类博物馆藏品的保护与收藏的中西差距比较研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就中国博物馆的建立、文物的收藏与保护、经济效益、讲解服务和博物馆建筑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看法与建议。康有为的博物馆学思想,已经涉及到了博物馆藏品管理、陈列展览、社会教育、科学研究以及博物馆的建筑等若干博物馆学理论问题,见解精到独妙。陈宝泉的博物馆学观点,体现在他1905年1月撰写的《天津教育品陈列馆议绅陈宝泉上周总办意见书》一文中,该文谈到了陈列馆的建筑、展品的分类、陈列设计中的美学思想、陈列馆观众和陈列馆发展等博物馆学理论问题。
通过对我们掌握的这些材料的梳理,我们认为中国博物馆学研究有一个萌芽期,其特点有:
1.注意到了“博物馆”这种机构的现实意义;
2.开始探讨“博物馆”这种机构的运作规律;
3.主观上没有意识到对“博物馆”的研究可以提升到“博物馆学”的层面,大多是将其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向国人推介,是一种知识性的介绍;
4.研究只是一时兴趣,没有有意识地为构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努力,因此,多是一种“业余式”的关注而不是专门性的研究,关注人士多为社会名流。
萌芽期的划分,似乎是过去治博物馆学史的学人尚未提过的。
三、“博物馆” 社会角色提升带动的博物馆学研究
1905年,著名实业家张謇自筹资金创办南通博物苑,尽管之前各种筹建博物馆的主张、成立的具有博物馆性质的机构业已出现,但完全按西方博物馆要求建设、并有一定规模与规范的中国人自办的博物馆,这是第一家。这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刻度。从这一时期到1949年,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分裂、战争、革命运动之中,也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博物馆事业得到了初步发展,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作用及其影响渐渐深入社会各阶层,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中国人对博物馆的社会角色有了深刻的认识,中国博物馆学研究也得到了学界的重视。其特点是:
1.“博物馆”开始以整体形象出现在社会上。有资料表明,至1935年各种类型博物馆总数为250余所、从业人员已达数千人,博物馆的业务活动日趋活跃,博物馆在社会上有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2.有一大批一流的专家学者关注博物馆事业,如蔡元培、鲁迅、严智怡、马衡、李济、杨钟健、曾昭燏、裴文中、林惠祥等,他们尝试从专业角度发展博物馆事业与研究博物馆学。这一时期,无论是博物馆建设的热心人士还是博物馆学研究者,教育家占的比例很高,大学图书馆参与度也很高,显然,人们期待博物馆的主要社会角色是教育民众。
3.博物馆工作者开始以整体形象出现在学术界,成立了以研究博物馆学为目的的中国博物馆协会学术团体。这一学术组织于1935年5月18日正式成立,由翁文颢、丁文江、马衡等68位分属于博物馆系统、地质与历史考古系统、美术系统、图书馆系统、教育系统、学术研究系统、戏剧艺术系统、出版系统和政府系统的最优秀的专业人士发起。在协会的组织下,他们规划协会工作,创办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筹办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一届年会,倡导学术研究。这些标志着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已开宗立派,形成了一股合力,开创了中国博物馆学有组织有系统学术研究活动的先声。
博物馆建设、一流学人的关注与推动、博物馆协会的成立,大大带动了人们对博物馆学研究的热情。在当时并不太平的环境下,博物馆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也是令人钦佩的。如发表和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博物馆学著作:如费鸿年、费畊雨的《博物馆学概论》,陈端志的《博物馆学通论》、《博物馆》,曾昭燏、李济的《博物馆》等;出现了文物科技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胡肇椿的《征集品之修复与保存》。这些著作或深受西方博物馆学影响,或直接搬译于西方博物馆学理论,虽然学科体系还很不成熟,但有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意识地构建博物馆学学科架构,不仅促进了博物馆学学科建设,对早期中国博物馆的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一时期培养博物馆事业各类人才为己任的博物馆学教育应运而生,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学校设置博物馆学科课程,建立公认的博物馆学理论框架,形成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构筑自身的学科研究范式,培植特有的学科文化内涵,以使博物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成熟学科。博物馆学教育分为博物馆工作的业务培训和大专院校的博物馆学专业的学历教育。中国“博物馆学”的专业教育起始于1941年创设于重庆壁山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第一个在大学讲堂讲授“博物馆学”专业课程是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荆三林教授等。
理论探索方面的成果也取得了不少,博物馆的研究功能已为个别博物馆学专家认识到、博物馆学研究命题显示独立学科特点、欧美博物馆学理论被大量引进、“博物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开始有人关注、博物馆实用技术的探讨受到重视、 博物馆事业与社会进步及国家发展等现实问题也成了重要研究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博物馆学研究者最关注的一些博物馆学命题,如博物馆人才、博物馆经费、博物馆建设等问题,这个时期的研究者已开始涉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