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博物馆学研究中的苏式社会主义博物馆学痕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博物馆学研究的原有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中国博物馆学研究主流由全面学欧美改为了全面学苏联, 并几乎照搬了苏联博物馆学的理论体系、结构体系、研究方法等，如新中国第一本博物馆学著作——傅振伦著的《博物馆学概论》，其框架结构体系与《苏联博物馆学基础》几乎如出一辙。这种改变，突出表现在博物馆功能认识的变化，提出了许多全新的命题，如博物馆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作用”、“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等等，博物馆政治价值的发掘，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第一大课题。而在研究方法上则重视普通群众的参与、重视群众实践，注重“博物馆知识”与“博物馆工作方法”的介绍与交流，最突出的理论成果就是“三性二务”论的提出并在中国博物馆实践中的广泛推广，其最显著成效就是按照苏联地志博物馆模式组建了山东省地志博物馆。
可以说，政治价值观很强的著名的“三性二务”论的产生，地志性博物馆的试点单位——山东省博物馆的建成，新中国第一本博物馆学著作——傅振伦的《博物馆学概念》的诞生等，都是苏联社会主义博物馆理论影响下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为了釐清这个特殊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状况，课题组尽可能地收集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编译的重要的前苏联博物馆学论著、留苏人员学习博物馆学的有关史料、部分地志博物馆的馆史资料等。通过对资料尽可能全面的梳理，希望使我们的结论尽可能客观公正。
这一时期，虽然涌现出数百篇关于博物馆工作的文章，编印近40种介绍博物馆理论和工作方法的书籍，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博物馆学知识和博物馆工作方法的学习和研究，但并没有明确的博物馆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因此博物馆实际工作经验总结的主观表现和客观效果都大大高于博物馆学理论建设的色彩。
1960年以后，在“已不必再事事效仿苏联”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走上了一条“本土化”的探索之路。这时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除继续走学苏联的道路外，一些博物馆工作者主要着眼于汇总博物馆实践经验。然而，客观地说，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探索之路更为艰难，这几乎是一种脱离世界潮流和没有他国作参照的“中国化”，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的语录化、政策化就是其典型体现。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但令人欣慰的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时代为博物馆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五、全面开放的中国博物馆学研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博物馆事业飞速发展，中国博物馆事业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博物馆学研究也开始焕发新的活力。各级、各行业博物馆学会相继成立，其组织开展的学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博物馆学研究；大专院校纷纷设立博物馆学专业，博物馆学已被国家教育部的本科专业目录列为二级学科，纳入了行政建制；以博物馆学研究为自己主要研究方向的专家队伍基本形成，对外学术交流也逐渐打破禁忌。
最能反映这一时期博物馆学研究兴盛局面的是博物馆学学术刊物与论文著作大量出现，各种博物馆学研究课题均得到了人们的关注，仅以1978－2000年的统计为例，课题组收集的108种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博物馆学的论文就多达7842篇、出版的各种博物馆与博物馆学论著多达233种。研究队伍也相当大，仅《中国博物馆》一家杂志从创刊迄2000年，就有772名作者发表了自己有关博物馆学的见解。
在这种背景下，博物馆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明显提高，博物馆学基础理论与学科建设、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博物馆学体系结构的划分以及各种博物馆技术问题均成了博物馆学专家十分关注的课题，建立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体系的目标成了不少大家的追求。
六、兴盛局面下的问题与困惑
课题组在梳理中国博物馆学史研究的脉络时，一方面为大量学史材料的发掘、大量学术成果的涌现欣喜不已，但也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感到不安，如：
1．博物馆学研究中的传承发展问题。最近二三十年，发表的各类博物馆学研究文章成千上万，但整体研究水平不高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国博物馆学研究跟不少国家比起步较晚，研究工作尚不健全，无论在知识、体系、方法上，都不成熟。我们的博物馆学研究基本上尚未跳出传统博物馆学的窠臼，其研究方法也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封闭性的，还谈不上研究的有序化、规范化、精确化、科学化。目前的博物馆学研究工作大多是一种自发的、无序无计划的个人行为，研究中存在着“游击战”做法，这种做法表现为不少的研究者缺少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和主攻方向，且一般都处于结合藏品资料和工作条件撰写论文，博物馆学研究陷于囿于总结经验之藩篱中的状况，其直接结果就是严重影响了尚待完善的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的突破，从而导致中国博物馆学社会学术地位低下、学术性不能引起社会足够重视的局面。所以，时至今日，即使文博系统内部都还存在“有没有中国博物馆学”的争论。
在博物馆学研究中，不讲究学术规范的现象也非常普遍，这种不讲规范的主要表现是不重视文献检索，许多论题在重复前人的研究，许多新观点、新发现，实际上早已有人讲过了。因此，课题组不惜人力物力编辑了《中国博物馆学文献目录》，收录文献条目9000余条，希望为博物馆学研究者提供文献检索方便。此目录是迄今为止收录文献时间跨度最长、涉及面最广、反映博物馆学研究文献最为集中、收录条目数量多、编排最为科学合理、最能体现博物馆学学科框架体系的大型文献目录。
2．关于“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建设问题。众所周知，博物馆学学术史的研究是以其母体博物馆学为基础的，博物馆学学科建立和发展的状况决定着博物馆学学术史研究的开展程度。通过近三年来对博物馆学研究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我们认为，伴随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起步和初步发展，中国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博物馆学学科理论架构与其他学科相比较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中国博物馆学作为研究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律的学科理论，其理论框架主要由以博物馆学学科性质与内容、学科体系结构、相关学科理论、博物馆学科研究方法以及博物馆定义、性质与职能、作用、博物馆与社会、博物馆与未来、博物馆事业建设原理等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理论和以中国博物馆藏品征集、保管、陈列、社会教育、科学研究和博物馆管理等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理论组成。中国博物馆学发展一百多年来，虽然在上述两个理论的研究方面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但还没有完全从传统博物馆学的原有的基础上上升到现代科学的水平，而且作为支撑有中国博物馆特色理论体系构架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诸如建立具有中国个性的现代博物馆保管学、陈列学、社会教育学和具有中国博物馆学特色的博物馆事业建设原理、学科结构体系等，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了。而目前博物馆学的研究方法似乎还停留在感性认识上，缺少从学科特点中寻找规律的、有指导意义的探讨。
3．关于博物馆学理论研究对博物馆实践的指导问题。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博物馆事业，为中国博物馆学的初创、发展和创新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国博物馆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理应反作用于博物馆事业，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然而实际上，这种理论指导是有限的，一是因为中国博物馆学自身学科理论研究深度方面的不足；二是因为理论研究与博物馆实践的脱节，尤其表现在应用理论的研究方面。博物馆学应用理论的研究涵盖了博物馆几乎所有的具体工作，技术指导性很强，一旦理论研究脱离了博物馆工作的实际，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技术理论指导，甚至会适得其反，妨碍博物馆实际工作的正常进行。诸如博物馆藏品的分类、专业机构的设置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全国各级博物馆都感到理论指导的困惑，没有形成统一的操作规范。因此，加速中国博物馆学的理论创新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加强中国博物馆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对博物馆工作实践的理论指导更为迫切和必要。
4．关于应用理论的研究问题。在整理学史材料时，关于博物馆应用理论的探讨所占分量很大，但最不规范的也正是这方面的研究。陈列美术设计、内容设计、藏品管理等等，是博物馆应用理论研究的重头戏，也是有条件形成博物馆特色技术规范的方面，然而，这类方面有价值的论著凤毛麟角。
5．关于博物馆学研究中的课题意识问题。博物馆学课题的设计与研究在近10年有很大发展，但如何不断开拓新的博物馆学研究课题、扩大博物馆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深度，是新一辈的博物馆学研究者要特别努力的方向，也是最终形成中国博物馆学理论特色必须聚集的学术能量。
6．关于博物馆学教育。作为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建设重要内容的博物馆学教育，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教育体系，没有属于自己的集博物馆学教育与科研于一体的教育机构，一些高等院校开设博物馆学课程，不是按照博物馆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实际要求而设置，因而难以形成中国博物馆学的整体研究氛围，从而使得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队伍虽然从数的角度看显得人多势众、实际上却散而杂，形成不了整体力量和集中优势，最后的结果则导致并制约着中国博物馆学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发展。
总的说来，我们通过对中国博物馆学史材料的初步检视，认识到这门学科是从一种外来的知识介绍传播起步的，而不是对本土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而上升成为一门科学。随着博物馆知识的积累，各种打上时代特色的关于博物馆的思考出现了，这种思考逐渐变成一种理论探讨、一种学术研究，作为学问的特色逐步形成，在这种探索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追寻其学科特点，建立有学科特色的体系与规范。我们从学史的初步研究中看到了这种努力与发展趋势，但就严格的科学定义而言，博物馆学家如果要把博物馆学发展成具有历史学、考古学一样水准的学科，要走的路还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