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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读书实践论析

  来源:天下韶山网 时间:2017-03-23 10:47:52 作者:刘伟  编辑:吴艳 字体: 【      】 

  青年毛泽东读书实践论析

  刘伟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编研部,湖南 韶山 411301)

[摘要] 青年毛泽东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上下求索,他刻苦读书,认真思考,勤于实践,逐渐形成了其独特而有效的读书方法和特点。青年毛泽东的读书实践,在今天依然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

[关键词] 青年毛泽东;读书方法;读书特点;价值取向

  青年毛泽东将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富强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引导他在其求学生涯中刻苦勤奋且善于思考、勇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湖湘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在读书实践上,青年毛泽东既吸取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养分,又从西方文化中吸收了很多有价值的因素,形成了其独特而有效的读书方法和特点。

  一、青年毛泽东读书方法

  毛泽东青年时期探寻的读书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读书依然有极大的思想价值。毛泽东一生的成就与他严谨、科学、务实的读书方法是密不可分的。

  1、先博而后约

  青年毛泽东非常重视读书中博与约的关系,认为读书应先博后约,博学是基础;另一方面,在博学之后,就应该返回精专,由博而返约。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给湘生的信中谈到读书问题,认为读书之道应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同年9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萧子升,信中提到“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青年毛泽东认为,要达到博学通识的基础在于积累,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做到融会贯通,从而内化为一己之学,掌握知识的精髓,这便是约的过程。1917年夏,他为萧子升的读书札记《一切入一》作序。序言说,读书要打好基础,日积月累,“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1]做学问如像筑台,台积而高,学积而博。但是,读书不但要博,尤其要精,在博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加以条理,“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2]为此,毛泽东十分推崇曾国藩的读书方法:一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执其微以会其通;一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施于内而遍于外。

  同时,毛泽东还十分注重读书的系统性,他把中国传统学科分类方法和西方学科分类方法做了比较。在毛泽东看来 西方学科分类细致而有系统,系统的分类可以使得学习条理清晰,容易掌握,否则知识就会变得庞杂和碎片化。

  2、反复研读

  毛泽东提倡读书要“三复四温”。从青年时期到晚年,他对自己喜欢的书,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研读。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青年毛泽东读了表兄文运昌借给的关于康梁变法的书报,其中有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对这些书报反复阅读,有的可以背诵出来。在此期间,毛泽东曾极为崇拜华盛顿、林肯等,他曾经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反复阅读,还在书上圈圈点点,写了很多批语。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国文教员袁仲谦嫌他的作文像新闻记者手笔,认为不应该学梁启超的文风,而应研读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韩愈的文章。毛泽东买了一部《昌黎先生集》,精心钻研,学会了古文文体。

  对于中国历史的经典著作,毛泽东百读不厌。如《史记》、《资治通鉴》,他通读过数遍或十几遍,其中不少精彩的文章他都能背诵如流。对史籍《二十四史》,他不仅全部通读,而且对许多卷册都反复阅读。

  3、不动笔墨不看书

  毛泽东一生不动笔墨不读书。在一师求学期间,青年毛泽东留下了许多笔记,包括听课的、自学的、随感等。如《讲堂录》,约一万多字,主要毛泽东上国文课和修身课所作的笔记,内容涉及哲学、史地、古诗文、数理等。《讲堂录》对古今名人治学、处世、治国和有关伦理道德的言行,记录较多。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有的条文突出理想情操,求实好学,不务虚名的内容。

  《伦理学原理》,为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全文约十万字。从1917 年下半年开始,《伦理学原理》成为一师修身课教材,毛泽东非常喜欢这门课程,在听课和阅读该书的过程中,作了大量批注,约有一万五千余字。这些批注的内容,有的是提要,有的是表示赞成或否定的态度,而大量的则是结合书中有关论述发表自己的见解或是对原著的章节提要。

  从1952年到1976年,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阅读从未间断,在许多卷册的封面上,都留有他的圈点符号和批注,少则一两个字,多则几百乃至上千字。

  4、自学与课堂学习并重

  1912年,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求学期间,由于课程有限,他认为在校学习不如自学,便退学寄居在湘乡会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坚持了半年的时间。毛泽东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在图书馆,他认真研读了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凡是当时的译文名著,几乎都读遍了。毛泽东后来回忆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度过的半年时间,还是认为极有价值。

  在一师,由于课程很多,毛泽东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他注重自学,精心安排自学计划,读书不倦,有时通宵不眠。1915年6月25日他致信湘生,谈到自修问题,信中举康有为、梁启超为例,称康有为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启超先业词章,后治各科。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致信黎锦熙,信中强调自学,认为: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

  二、青年毛泽东读书特点

  1、勤学好问,持之以恒

  毛泽东常说:读书治学没有什么捷径和不费力的窍门,就是一要珍惜时间,二要勤奋刻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的“勤学”,体现在“挤”和“钻”的精神上,其一生在读书学习上就是“挤”和“钻”的践行者。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常在闹市中、路灯下看书,谓之“闹中求静”;在《讲堂录》的“修身”一节中,他批判了懒惰: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始终诚心向学,读书不倦,有时通宵不眠,对于所学,力求深入,融会贯通。

  在读书学习的问题上,青年毛泽东还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读书看报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人请教。一师的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师都是毛泽东探讨学问的对象。黎锦熙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仅1915 年4月至8 月,毛泽东就拜访他近 20 次,同他讨论的问题涉及“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和“改造社会事”等。同时,青年毛泽东还经常与同学、好友一起探讨、交流学习经验,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

  在一师,青年毛泽东作过一幅有关读书的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所以,他在读书学习上始终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他一生从未间断读书生活。有恒心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要专注,一个人同时做几件事情,不免会心浮气躁、用心不专,最终好像什么事都做了,但什么事又都没做好。毛泽东在1915年9月27日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恳切地提出: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

  2、创新思维,共同研究

  毛泽东既注重对各种知识的熟练掌握,又主张对学习要有不盲从的分析批判精神,善于运用变通与批判的思维方式反思、质疑所学知识,这样才能活学活用,有所创新。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特别赞同泡尔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业及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称其“无抵抗则无动力”的论述,是至真之理,至澈之言。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河山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3]并提出,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正如周世钊回忆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书情况时所说:“毛泽东有‘四多’的习惯,就是读的多,想的多,写的多,问的多。这个‘四多’正是反映了毛泽东酷爱读书而又不迷信书本,具有独立思考和追根究底的精神。”[4]

  青年毛泽东反对“关门研究法”,1915年7月,他致信萧子升,以“用之而弥盛”的道理,说明切磋学问、交流思想的重要。说“锻工不藐其腕而硕其腕,簸夫不纤其胫而肥其胫”。[5]1920年,毛泽东主张大家组织一个读书会,做共同的研究。因为:“就像你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一定有好多的心得,或好多的疑问,或好多的新发明,兀自想要发表出来,或辨明起来,有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有了发表或辨明的机关了。”[6]毛泽东在其后的读书和实践中,一直都贯彻类似读书会等讨论式的方法,如哲学研究小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以及湖南自修大学,其成员经常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

  3、实意做事,真心求学

  青年毛泽东十分注重将读书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以此锻炼自己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认知能力。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开始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他主持学友会、主办夜校、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力主实意做事,真心求学。

  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提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事关民生国民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7]同时,他严格按照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的准则办事。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好友萧子升一同步行千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做社会调查,他们仅带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通过给学校、店铺、庙宇和居民写对联、作诗文或提供其他服务来解决食宿和路费,历时一个多月,广泛接触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寺庙方丈各色人等。1918年春,他又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社会情况。

  毛泽东于1917年10月8日当选为一师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他在主持学友会附设夜学工作时,建立了夜学日志,记载夜学创办的意义、招生方法、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等。毛泽东在日志首卷前言中指出:“吾等所学名曰教育,而在三四年级者,大都理论完毕,进于实习,设此夜学可为吾等实习之场,与工业之设工场,商校之设商市,农校之设农场相等……则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尤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8]毛泽东不仅批评了当时学校对社会不了解与不适应,更进一步批评了社会对学校的疏离,学生在社会中找不到工作,即便有想去接近社会之心,但却无路可通。为此,夜学所教授的内容包括国文、算数以及常识三科,而常识的分类包括历史、地理、理科、修身、卫生、实业、政法、经济、教育等。从夜学的科目设置来看,已经涵盖了多方面的知识,一来很广泛,二来常识这科所教授的内容主要是普通之知识及精神之安慰。如历史,教以历代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其目的主要是希望学生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能够学以致用。

  4、劳逸结合,兴趣广泛

  青年毛泽东认为在读书过程中劳逸结合也很重要。他在1920年11月26日给罗学瓒的信中提出:照卫生的法则,用脑一点钟,应休息十五分钟。他认为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要矫正这弊病,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当毛泽东感觉到自己因为读书而忽略了休息游戏的环节,感到体力透支、十分劳累之际,便自觉地进行调整,养精蓄锐,以更好地进行学习。在一师,毛泽东与其同学、好友热衷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他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他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他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他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他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他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1925年,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长沙》一词,回忆在一师求学的峥嵘岁月,诗中有曰: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击水”二字加以批注:“击水:游泳。……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还广泛地培养自己的兴趣。为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指明要结交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为友。他还乐意做学生工作,于1917年10月8日当选为一师学友会总务(负总责)兼教育研究部部长,积极组织各种课余的学术和体育活动。1917 年6 月,一师开展考察学生德、智、体优秀的“人物互选”活动,全校十一个班四百多人参加选举,选出三十四名。毛泽东得票最多,按考察内容独得六项优秀(敦品,如敦廉耻、尚气节、慎交游、屏外诱;自治,如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胆识,如冒险进取、警备非常;文学,如长于国文词章;才具,如应变有方、办事精细;言语,如长于演讲、论辩应对),其中,言语、敦品两项得票数第一,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

  5、立足国学,融汇中西

  由于从小经受6 年的私塾教育熏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养料,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在1915 年9 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说:“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9]之后,在1916 年2 月29 日给萧子升的另一封信中,毛泽东特意开列了一个必读的书目清单,内容包括古代经、史、子、集77 种,并提出,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包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等等,这促成了他对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了解。青年毛泽东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学习和研究的热情,这时,他不仅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使他的传统文化观念受到猛烈冲击,而且受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中西文化比较观的深刻影响。青年毛泽东坚决反对“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观点,他要求大力引进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又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他主张“思想道德必真必实”,东方思想虽然有许多不切于实际生活,但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10]也就是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力求将两者结合起来。

  三、青年毛泽东读书的价值取向

  1、立定理想,目标远大

  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就立志追求崇高的人生理想,要求自己立一理想,以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1]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诸如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青年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必须建立在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的基础上,即建立在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基础上。因此,青年毛泽东立志救国救民,改造旧世界,并努力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寻求真理。

  青年毛泽东将读书求学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联系起来,是为实现其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而储才蓄能。“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12]毛泽东的读书求学,不是为个人发迹,升官发财,而是为国人、为世界人而学,惟其如此,他严格要求自己,不断鞭策自己,勤奋学习。他在 1915 年 7 月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出: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 仁人君子所欲为也。在《讲堂录》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种精神,“毒蛇蛰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13]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他还与志同道合的学友定下三不谈:一不谈金钱之事,二不谈家庭琐事,三不谈男女之间的事情,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在这个时候,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他对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他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因此,他后来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决不是偶然的。

  2、高扬“精神之个人主义”

  青年毛泽东的价值观,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调个性解放,重视个人的地位和价值,高扬个人的主观道德修养的“精神之个人主义”。 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提出须重视各人之特性,主张“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 或个体) 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14]可见,毛泽东主张尊重和充分发挥个人的价值,但他强调的是个人的主观道德修养,并把这种个人主义称之为“精神的个人主义”,也就是充分发达的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从而使自己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

  青年毛泽东把个性解放同社会解放紧密地联系起来,倡导大公无私精神,认为人生价值在于对人民对社会的贡献,而不在于索取和占有。他要求自己并鼓励同学要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要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打算的小人,认为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

  3、推崇“尚变”思想

  青年毛泽东深受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影响,推崇“尚变”思想。康有为认为,事物总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梁启超发挥了康有为的主“变”哲学,热情地歌颂创新,反对泥古守旧,提倡独立思考。这些思想对青年毛泽东有着积极的启蒙作用。1917年,毛泽东在陈独秀主编的杂志《新青年》上发表了论文《体育之研究》,提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躯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对青年毛泽东来说,智力活动和体力活动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生存需要。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反映了青年毛泽东过人的胆略和坚强的意志。体现在体质的锻炼上,是要与自身的懒惰意识作心理的斗争;而体现在文明精神上,更需要同落后、腐朽的思想观念作斗争,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才能确立富有生机的思想文化,以文明自己。青年毛泽东认为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因此他经常通过自省或与志同道合的师友交流,发现自己的不足或失误然后进行调整。毛泽东正是在跟桀骜不驯的大自然、黑暗暴虐的旧势力和头脑中的旧观念进行不懈的斗争中,培养了勇猛无畏、坚忍不拔的意志力。

  4、注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

  青年毛泽东注重用健康、科学、高尚的精神生活来支配自己的物质生活。为实现理想,毛泽东在读书期间致力于探求宇宙大本大源,经常与老师、同学探讨对时局的看法,讨论救国良方。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提出:“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并表示要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5]

  青年毛泽东深受曾国藩“俭”德影响,坚持以“俭”为修身之道,认为: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他还提出:“生活奢了,不特无益,而且有害。主张依科学的指导,以适合于体内应须的养料,身上应留的温度,和相当的房屋为主,这便是‘备’,多的即出于‘备’之外,害就因此侵来。”[16]1917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和同学张昆弟交谈中指出,人生不能单以解决衣食住为满足,还应追求更高的理想,说“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又说,“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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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86.11

  [16]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7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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