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同志早年的“自我教育”，展现了他的素质教育思想和实践。他主张“心身并完”、重视发挥“心之力”即主观能动性、注重“立志”即理想的导向作用、注重“意志”即为实现理想而“无可阻回”的意志毅力；在“自我发展”方法上的注重知识、学问和能力的“积累”、“广博”、“条理”、“统辖中心”，好问深思，与同学好友相互讨论砥砺，注重“游学”，读“无字之书”，获取实际的感性知识。毛泽东同志早期的“自我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今天的青年学者们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有加以学习和研究的必要。

　　关键词：毛泽东、自我教育、立志、心之力

　　毛泽东既是一位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决不是偶然。他早年的远大志向、坚强意志和艰苦的学习求索，为他日后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早年关于“自我教育”的思想和他的亲身实践，对于今天渴望成才广大青年朋友来说，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早年对自己进行了严格的自我教育。1907年底，14岁的毛泽东，因他不满旧私塾和老封建的教学和父亲的压制，被迫辍学。白天下地劳作，晚上点上油灯利用帮父亲记账的同时仍然坚持自学，借遍了他当时所能借到的书，常常读到深夜。1912年春，19岁的毛泽东同志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堂。因为学校安排的课程与他的自学时间有些冲突，转而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进行刻苦自学，读了一大批反映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著作。在省立一师学习期间，他十分注重自学，精心安排自学计划，读书不倦，有时通宵不眠。以至从省立一师毕业后，他多次表露过要办一所自修大学的梦想，“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从事半耕半读。[1]

　　那么，毛泽东同志早期进行自我教育有哪些特点呢?

　　一、自我设计：立志，身心并完

　　(一)注重“心力”，突出主观能动性。

　　他说，“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强调了人在自然面前的能动性；他在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书中“由是观之，人类之能本其意志以化其本质也无疑”的旁边写有“意志力”“心力”的批语，可见他把“意志力”和“心力”看成是相通的东西；意志力，心力是什么呢?在当时的他看来，是一种“豪杰之士所得于天之本性”，他说，“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也，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决无有能阻回之者……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2]这里，他把意志之力(心之力)夸大成了世界的本源，“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把意志之力(心之力)的作用夸大到了极处。这是他早年的唯心主义哲学特色，不应全盘吸取，但其中关于要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今天提倡“以学生为主体”的素质教育，就是要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当中的主观能动性，在学习活动中，学生始终是一个自觉的“主体”，而不是一个纯粹受动的被教育“对象”；学校，教师和家庭要做的，是提供必要的引导、辅导和环境条件。

　　(二)主张“身心并完”，“德智体”全面发展。

　　“身心并完”，“德智体”全面发展，是他的一个根本主张。“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心身可以并完也，而官骸亦无时不可改易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身体素质是无时无刻不可以改善的，一个人的心智和身体是可以同时协同得到发展的。为此，1917年，毛泽东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他把身体的健康看作是“身心并完”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个根本前提。“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体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他指出，德智体相互依存，尤其以体育为重，“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并举了颜回、贾谊、王勃等人实例，说明他们这些人都是“有甚高之德与智”的人，但是，过早地去世了，当他们的身体不存在的时候，也就“德智则随之而隳矣”。毛泽东同志认为，体育可以使人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体育，可以使人增知识，又足以调感情，足以强意志。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十分重视锻炼身体.依季节的变化，进行冷水浴、雨浴、雪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步行和拳术等各种体育活动，还自创了一套融合了武术与体操的六段运动健身操。

　　他也十分重视美育和情感熏陶。他指出，“游戏、手工、图画、音乐，美感教育也，诸科在学校为不可阙。”在他后来(1920年左右)梦想的自修大学课程设计中，“游息”的学时数占了很大比重。

　　(三)强调“立志”，立“真”志，立“长”志。

　　根据萧三的回忆，早在东山小学读书其间，他写的《言志》等作文就在学校非常有名，表露了早年毛泽东对理想的独特见解。他在《讲堂录》的笔记中也写道：“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西的信(第三札)中写道：“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真欲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3]他不要那种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空想性的“志向”，他的“志向”，是要有真理性，可以付诸行动并取得实际结果的现实性志向；他的志向，是一旦确定，就自身一切言行的目标和准则，是一往无前，不能阻挡和百折不回的人生目标。他批评了那些只是出于模仿某一职业的成功人士(如成为一个军事家)或出于个人生活而设立的“志”，是不足取之志。

　　毛泽东同志的立志，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他早年设想过多种救国方式，他向往“大同世界”，他设想过“教育救国”，他设想过建立“湖南共和国”等等，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他追问世界的“大本大源”，以动天下之心，以动天下，想要解决中国的根本出路问题。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真理确定了，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志向也坚定了。

　　毛泽东强调，一个人志向确立以后，要有坚强的意志去实现。“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要学前人“力拔山气盖世”之猛烈、“不斩楼兰誓不还”之不畏、“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之耐久与坚忍。他在《讲堂录》的笔记中就写下：“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在他的人生当中，一直表现出那种坚忍不拔、克服阻力，有着高昂的斗志和惊人的毅力，这些都是建立在对事情“见得透，”的基础上和坚韧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这是他能够取得伟大事业成功的原因之一。

　　二、自我发展：博而后约、朋辈砥砺

　　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需要青年有救国之志，对于国家社会而言，则更需救国之材。毛泽东同志有救国之志，也凭着他的天才和坚强的毅力，利用当时可能的条件，自我塑造，自我发展，培养了卓越的水平和能力。他如饥似渴，好比“牛进菜园”，惜时如金，“此日如金，甚可爱惜”，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

　　在自我发展(在本文中理解为自我学习或自主学习)方面，毛泽东同志的方法也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一)“博而后约”，“统辖中心”的治学方法。

　　约在1915年，他写信给一位叫“湘生”的朋友，说明他的学习打算，“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并举康有为，梁启超为例。康氏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之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早年的毛泽东，对中国古籍，就涉猎颇多，曾开列经史子集可读并必读书目共有七十七项，“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他对西洋各科的学习，也都很感兴趣，“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

　　怎样做到“博”?毛泽东同志还十分重视知识的积累。他在给同学萧子升自订读书札记本《一切入一》写的序言中说，“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4]

　　怎样做到“博”后之“约”?他主张，学问要精。“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之道，在有条理。”强调了以“精”为目的的学习活动首先要有一个条理，“为学奚假乎是?是须有条理有秩序”，即要分清各科所研究的领域，适应的范围，然后打通其方法。其次要能把握其中心，“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能够抓住主要精神，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毛泽东特别推崇湖南一师的老师徐特立主张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毛泽东讲的“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还要认真的思考和加以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想法写下来，在书中打好记号，划上重点。他当时有许多的记录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累了很多。蔡和森就非常喜欢翻阅毛泽东所做的读书笔记，他在北京联络赴法勤工俭学时，曾托人将自己在长沙的重要书籍带往北京，并说，“润兄之重要笔记亦带来为好”。[5]

　　当然，要做到知识学问的“博”“约”境界，并非一时三刻的用功就可以做到的，学问，学习贵在“有恒”。“博与精，非旦暮所能成就，必也有恒乎?曰，日行不怕千万里。”所以，毛泽东同志强调要“持之以久远，不中涂而辍。”

　　毛泽东同志早年治学，十分重视自己学习，自己思考，但他同时也特别“好问”，虚心向他所尊重的老师求教。在省立一师，他无数次登门向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袁仲谦等老师请教做人为学作文之道；后来，在北大图书馆做小职员的时候，他又登门拜访过李大钊、陈独秀。老师们的教育，对天分极高、求知欲极强的青年毛泽东来说，其作用是相当大的。

　　(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讨论，砥砺学问品行。

　　毛泽东同志早年的“自我发展”观，非常重视同学朋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策励，共同发展。“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故求友之心甚热。”“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他为这样一种局面而苦恼：“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

　　于是，“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毛泽东发出“征友启事”，署名二十八画生，结交了很多对学问、时政感兴趣的，能耐艰苦，有决心，直至能为国牺牲的朋友。“启事”寄发长沙一些学校，在信封写上“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等字样。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有蔡和森、李立三、罗章龙、罗学瓒、萧三、周世钊等等一大批优秀人物，他们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体验过民间的疾苦，不是什么公子少爷，不浮华，充满了对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又充满朝气。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斗诗聆对，毛泽东后来追忆那段时光时写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6]

　　毛泽东同志，和他的那些挚友，密切关注现实，喜读“无字之书”。1917年7、8月间，毛泽东和肖子升采取“游学”形式，到长沙、宁乡、益阳、安化、沅江等地进行考察，拜访社会人士，历时月余，步行千里。1918年春，他与蔡和森沿洞庭湖的东岸和南岸，经过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几个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了解民情和社会调查。1918年夏，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在岳麓山，野餐露宿，进行社会改造问题的研究，计议筹办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的方式。这些经历，不但磨练了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意志毅力，而且也直接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这种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一直跟随毛泽东同志，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优良的工作传统。

　　毛泽东同志是一代伟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在风雨如磐的峥嵘岁月，青年毛泽东对人生的思考、设计、学习和行动，在当今社会仍具有深远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M]，上卷.P3-P34.

　　[2]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2月第2版.P218-P220.

　　[3]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2月第2版.P86-P87.

　　[4]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2月第2版.P82-P83

　　[5]蔡和森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P4-P5

　　[6]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P15-P40